王泉奎:登台前后及首演《大•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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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奎:登台前后及首演《大•探•二》 

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的正月十四。当时我家住在北平城的西便门。我父、兄都是戏迷。我父亲能拉两下胡琴,长兄爱唱老旦。当时我家附近烂漫胡同的“常熟馆”里有个叫“娱乐雅极”的票房;校场口内也有个称“余暇寄友”的票房,我常随兄前去玩票;清唱一出《遇后龙袍》,兄唱老旦,我来花脸,很是尽兴。

我“投师下海”是在1928年。由一位叫沈庄的盲老头引见我拜在了张春芳先生的门下。张师父是“长春班坐科出身,收我时他已经快四十多了。师父一生收有不少,都是排“奎”字的,“泉奎”这个艺名就是拜师时由师父给我起的。师父看中了我的艺术条件,寄厚望于我。他以金(秀山)派演法传戏给我,为我说的开蒙戏是《高平关》。

在我拜师后的第二年,师父领我去找杨小楼的姑爷刘砚芳,请他收我到杨的班社里“效力。刘先生原本唱老生,后专做了杨小楼戏班的班主。我师父当时也在杨的班里做小管。刘先生能拉一手好胡琴,那天便亲自操琴给我吊了一段《锁五龙》。我当时年轻,嗓子正冲,一段《锁五龙》唱罢,刘先生连声称“好,即对我师父说:“下礼拜就上买卖吧!这样,我进了杨小楼的班社,开始了粉墨生涯。

我在杨的班社里头一年“效力”只挣八吊钱的车马费。从第二年开始才正式拿一场戏两块银元零二十吊钱的戏份。杨小楼那时不唱夜戏,演出几乎都在白天。常在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演出。我头一次登台即是与徐霖甫先生(唱老旦)在华乐合演《遇后·龙袍》。

我初登台时,正值京城舞台上铜锤花脸一行“断门”二十年的青黄不接之际,此时金秀山、刘永春、郎德山等早故,舒子元、德子文、时玉奎、裘桂仙等老先生也已上了年纪,唱铜锤的后继乏人。我登台后搭班很多,更得以与一些前辈名家同台,使我获益匪浅。记得在与裘桂仙先生一同搭班时,我常为他配演姚刚、小黑。裘在晚年嗓子不济,也常由我代替他上场。

1931年,我搭尚小云的“重庆社演出。此时谭富英正给尚“挎刀(挂二牌)。我们三个人唱的调门合适、尚小云提出合演《二进宫》。于是我们在“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了一场。由于此剧在当时掩迹已久,乍一演来,十分轰动。到1935年,谭富英自己组织“扶椿社,独挑大梁,我在他的班里常贴演《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仍是以单折演出的,由富英和二路先生宋继亭、哈宝山分饰杨波。富英当时也正年轻,嗓子好,心气高,他找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三出戏拴在一块,连起来唱?”我明白了他的心思,自己也有这个心劲,但又想到花脸要连唱三出更费气力,况且又史无前例,便说:“恐怕我顶不下来!”富英一再恳求试试,我就答应下来了。头一场演于吉祥戏院,富英扮杨波,我演徐延昭,旦角是王幼卿。三出戏连着唱下来,我感觉还好,富英非常满意,观众更是欢迎。连演数场很是叫座,从此《大•探•二》就唱红了。

随着演出的日益增多,我便留意对一些旧的服装、道具进行翻新改制。像徐延昭怀抱的铜锤,原来只有个形儿,包上块红门旗就成了。我觉得这样过于简陋,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金色锤头,攀龙漆金锤把,在锤下再系上两个黄绸彩球。比原用的精美、适用多了。另如徐延昭戴的侯帽,又称“台顶”。从前,它两侧的耳子只是两缺涂银的片子,很粗糙而不够气派。对此我曾改过两次:先改成涂金挂穗子,仍觉小气,就又加大两片,镶以点翠的图案,使之显得精美、大方。随后,我又制了几件绣金蟒,进而使舞台上的定国公形象有了很大提高。

《大•探•二》一剧,自我初演到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先后与王又宸、言菊朋、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李少春(只演《二进宫》)、雪艳琴、言慧珠、张君秋、李宗义、李鸣盛、沈金波等合演。其中同宝森、君秋的最后合作,是1951年在香港。1956年和1958年,我随团出访欧洲时,曾两度将这出戏带到国外,演出大受外国朋友的欢迎。(王硕整理)

(摘自《戏剧报》198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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