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界大王谭鑫培的上海舞台及其京剧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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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清代画家吴友如《申江胜景图说》中的“中国戏园”

谭鑫培最后一次上海演出所在地新舞台

  1919年,梁启超在湖广会馆为父做寿,请谭鑫培唱堂会,谭鑫培唱了《一捧雪》。梁启超为表感谢,在谭鑫培的剧照上题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响吹埃尘。菰雨芦风晚来急,五湖深处一烟笠。何限人间买丝人,枉向场中费歌泣。”

④谭鑫培便装照(本版照片选自资料)

  图为清代沈容圃绘制的《同光十三绝》画像。梅兰芳先生当时以重金自北平《三六九画报》负责人朱复昌手中购下此画,捐给了国家,现藏中国艺术博物馆。

图中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郝兰田、张胜奎、梅巧铃、刘赶三、余紫云、程长庚、徐小春、时小福、杨鸣玉、卢胜奎、朱莲芬、谭鑫培、杨月楼。

程长庚被京剧界尊为“圣”。谭鑫培既为“长庚之后一人而已”,故被尊为“亚圣”,且曾有两个重要头衔表征其显贵之社会地位,一个是“内廷供奉”,一个是“伶界大王”,前者受之于“朝廷”,后者得之于上海。“内廷供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徒留名衔,“伶界大王”却成为了一顶永久的桂冠。谭鑫培曾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曾如此说道:“谭派艺术的发展与上海密不可分,我们谭家和这个‘戏曲大码头,有着不解之缘”,实为肺腑之言!

六次沪上行,奠定“伶界大王”美誉

谭鑫培生前曾六次来沪演出,这一点没有太多异议。周剑云的《谭鑫培南来沪上演出之回溯》(见《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较为详细记述了谭鑫培六次来沪演出概况,“小叫天初次来沪在清光绪五年己卯,系受盛军小班翟善之所开全桂茶园之聘,偕青衣孙彩珠南下,时叫天三十三岁(近人指叫天第一次南来,隶李金鳌所开之金桂,大误)……第二次来沪,为光绪十年(1884)甲申八月……第三次来沪时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六月……第四次来沪,时在清宣统二年(1910)己酉……第五次来沪,时元年(1912)壬子……第六次来沪,时四年(1915)乙卯夏末秋初。”《立言画刊》(1938-1939第七期)所登小织帘馆主的《谭叫天之一生》以及《清代伶官传》中关于谭金培(谭鑫培)六次来沪记述,时间完全一致,内容大致相同。以上记载虽嫌简单,但影响甚大,京剧研究者普遍将此作为权威可靠资料引用。笔者在查阅《申报》有关谭鑫培来沪演出的记载时发现,上述谭鑫培第一次(1879)、第四次(1910)来沪的有关记述颇多错讹。

据宋学琦先生整理的《谭鑫培艺术年表》(见《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记载,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上半年,谭鑫培在乡间科班执教,下半年回京,仍搭三庆班。9月4日、5日(农历七月十八、十九)两日,三庆班应石宅堂会,谭鑫培演出《伐东吴》、《一门忠烈》、《定军山》、《状元谱》、《御碑亭》等。是年,谭鑫培初次赴上海演出。应上海金桂园之邀,同去的有孙彩珠等。

谭鑫培演出五十余日,所演各剧,文武昆乱俱全。……但是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谭鑫培在沪受到了孙小六(孙春恒)的指点帮助,对他在艺术上的启发很大”。周传家所著《谭鑫培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也采用了同样观点。还有著名专家提出“谭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光绪五年即1879年,随行旦角叫孙彩珠,先在全桂茶园,后在大观茶园,历时半年,所演戏60余出……”的说法。

第一次来沪演出,文武昆乱俱全

谭鑫培第一次来沪演出,《申报》有详细记载。《申报》1879年1月16日(戊寅12月24日)第六页所登“金桂茶园戏目”广告中预告,“新正初二日开演,特请新到京部谭鑫培、孙彩珠等”。《申报》1879年1月27日(己卯正月初六)第六页金桂茶园戏目广告显示,谭鑫培新正月初六日戏演《群英会》,夜戏《探庄》,初七、初八又分别演出《卖马》、《镇潭州》、《状元谱》、《罗四虎》。从1879年1月30日(正月初九)开始,谭鑫培以小叫天艺名在金桂茶园挂牌,1月30日日戏《双沙河》,夜戏《一捧雪》,在金桂茶园一直演至1879年10月27日(己卯九月十三)以《定军山》谢幕。从1879年11月17日开始,又转到大观茶园仍以小叫天挂牌演出,一直到1880年5月18日(光绪六年庚辰四月初十)结束,最后演的是《状元谱》。初步统计,从1879年1月27日到1880年5月18日,谭鑫培此次在沪演出时间长达1年4个月,演出剧目70多出,曾多次演出《洪羊洞》、《秦琼卖马》、《乌盆记》、《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战太平》、《二进宫》、《捉放曹》、《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琼林宴》、《桑园寄子》、《桑园会》等经典剧目。

以上查考显示,谭鑫培第一次来沪“演出五十余日”、“历时半年”,以及“上半年,谭鑫培在乡间科班执教,下半年回京”等说法均缺乏一手材料的支撑,应为错讹之传。《申报》记载,1879年9月4日、5日(农历七月十八、十九),谭鑫培在上海金桂茶园分别演出了《六部大审》、《乌盆记》、《凤鸣关》,故“谭鑫培艺术年表”所记载“9月4日、5日(农历七月十八、十九)两日,三庆班应石宅堂会,谭鑫培演出《伐东吴》、《一门忠烈》、《定军山》、《状元谱》、《御碑亭》等”亦不可能。京剧研究专家们还认为,谭鑫培第一次在沪上演出,基本上是不太成功的,所谓尽管“文武昆乱俱全”,“但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也大可推敲。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初次闯荡上海滩进行“首秀”演出的谭鑫培而言,如果真的是既“不叫座”又“不叫好”,他的“上海首秀季”不可能长达1年4个月。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是“知音者稀”,那么也不会在他离沪返京时出现“伶界中送行者有三百余人”(见周剑云的《谭鑫培南来沪上演出之回溯》)之盛况,即使今天那些世界级演艺大腕,恐怕也少有这份殊荣。

至于京剧研究者们所絮说的谭鑫培此次来沪,因与孙小六(孙春恒)同台,在唱腔上得到其点拨,老生戏大大开窍,回京后得到大老板(程长庚)的认可赞许云云,笔者更愿将此看作是一段梨园戏说。刘菊婵先生《谭鑫培全集》(上海戏报社,1940年10月)中《谭鑫培之略历》曾有如下记述:“光绪五年,首次赴沪,搭某茶园,改唱老生,维时该园有孙小六儿者(即孙春恒),方以倒仓失去叫座能力……日夜在寓就其嗓音,研究新腔新调以求其适合……出台时得心应手,顾曲家颇觉耳音一换,向之厌弃之者,反从而赞美,鑫培与之同台,闻其音讶其出己上,就进而作有道之究正,于是尽得其指授,熟悉于心。光绪七年回京后,仍搭三庆班,虽有所得,然有长庚在前,未敢自炫,仍以武生资格,唱前三出戏,长庚见其回不犹人,遂收为徒,尽以衣钵传之……”尽管《中国京剧百科全书》认为,该专著系研究谭鑫培之权威著作,但仔细分析,以上一段记述,亦存在明显硬伤。因为谭鑫培此次演出先后是在金桂茶园和大观茶园,而同期孙春恒先后在丹桂茶园和天仙茶园演出,二人从未同台;二是谭鑫培回京时间应为光绪六年(1880年) 4月以后,程长庚已经去世(1880年1月24日去世),不可能再当面对谭鑫培在沪的“艺术进步”有什么评论了。如果是“光绪七年春”才回京的话,那谭鑫培就更不可能见到大老板(程长庚)了,所谓长庚“遂收为徒,尽以衣钵传之”当然属子虚乌有之说。翻阅当年(1879年)《申报》所刊各戏园广告,我们不难发现,金桂茶园挂牌的谭鑫培(小叫天)和大观茶园挂牌的孙菊仙在众多艺员名录中,占格最大、一目了然。孙菊仙离开大观茶园后,谭鑫培又在大观茶园挂牌演出4个多月。随后在北京舞台上“互唱大轴”的这两位老生“双雄”,想必在1879年的上海舞台上演的“奇双会”,一定精彩绝伦。上海这个戏曲大码头为谭鑫培的艺术人生提供了新的可能,其艺术青春之花朵也正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真正的绽放。

第四次来沪,拿手好戏如日中天

关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的时间,宋学琦先生所编《谭鑫培艺术年表》的记载是:“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12月26日,谭鑫培第四次赴沪演出,首日出台。唱《空城计》。12月27日,谭鑫培在上海丹桂演出《乌盆记》。以后相继演出《天堂州》《黑水国》……等戏。挨次而下。然卖座不佳,惟两次《琼林宴》,因传其踢鞋一跃能落在头上,故卖满座。谭鑫培在沪期间,于百代公司灌《卖马》、《洪羊洞》等唱片。操琴者为梅雨田,鼓师为李五。11月20日,谭鑫培趁津浦车北返。”(见戴淑娟等编《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这段记载显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间为12月26日,离沪北返时间为11月20日,显然是错误的。周传家先生的《谭鑫培传》所附的宋学琦所编《谭鑫培艺术年表》,对谭鑫培第四次赴沪演出修正为“10月26日,第四次赴沪演出,首日出台,唱《空城计》……10月27日,在上海丹桂演出《乌盆记》……11月20日,乘津浦车北返”。这样修正后,在时间逻辑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了。其实,以上关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的记载年份有错,而后面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则不加深究、以讹传讹。唯独罗亮生著、李名正整理的《谭鑫培六到上海》(见《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一期,1986年3月30日)一文中记述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的秋天,时老谭年六十三岁”,但引用者寥寥。

《申报》相关记录显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间应为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而不是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1909年11月12日(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三十日)《申报》第一张第七班刊登新舞台“内廷供奉谭小叫天”来沪演出的大幅广告如此写道:“小叫天名满天下,为中国伶界最著名之人,此次来沪到本舞台串演数日,九月二十四日在京起行,到津小作句留,即日南下,特此预白”。此条广告持续刊登至11月20日。1909年11月21日(己酉十月九日)《申报》第一张第七版新舞台广告称,“内廷供奉谭小叫天,现已到沪,择吉登台”。此条广告持续刊登至12月7日(己酉十月二十五日)。1909年12月8日(己酉十月二十六日)《申报》第一张第七版刊登商办新舞台广告,“著名艺员、内廷供奉谭小叫天登台,十月念六夜特烦全本《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从12月9日(己酉十月二十七日)开始,挨次在新舞台演出全本《乌盆记》、全本《秦琼卖马》、全本《桑园寄子》、全本《群英会》、全本《天雷报》《状元谱》、全本《八大锤》、《讨鱼税带杀家》、《黄金台带盘关》、全本《打棍出箱》、《取定军山》、《阳平关》、《战对山》、全本《翠屏山》、《朱砂痣》、《搜孤救孤》、全本《洪羊洞》、全本《李陵碑》、全本《打棍出箱》、全本《取帅印》。以上足以表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不是1910年,而应是1909年,演出剧场不是在“丹桂”,而是商办“新舞台”。“趁津浦车北返”也不一定靠谱,因为1909年津浦铁路可能还没有贯通。1910年4月20日《申报》第一张第八版刊登“百代公司即是博德洋行,谭鑫培即小叫天唱片到申”的广告。根据当年百代唱片要送回法国制作再到上海销售的实际情况,笔者更愿意相信谭鑫培是1909年第四次来沪演出期间,即“在沪期间,于百代公司灌《卖马》、《洪羊洞》等唱片”,而不是有关研究所说的1909年下半年,百代公司把录音设备弄到北京,第一次给谭鑫培灌制《卖马》、《洪羊洞》等唱片。
正如《申报》广告宣传的那样,内廷供奉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已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最优等艺员,20天所演剧目,均为谭氏最拿手之好戏,此次沪上之行,当然不应是一次所谓的平淡之旅。否则,沪上戏迷也不可能在谭鑫培1912年第五次来沪时,将“伶界大王”桂冠加冕于他。1912年11月14日《申报》第十版,曾言谈戏一文记录,作者与谭鑫培在来沪的船上畅谈,至夜间谭鑫培精神愈旺,在谈了大老板(程长庚)的好处、杨月楼、孙菊仙之短处后对金秀山说:“尔我唱戏在十余年前已脍炙人口矣”。其艺术之自信可见一斑。朱书坤所编《谭鑫培———“十三绝”传略之二》(见戴淑娟等编《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对谭的艺术有如此评论:“喻之于诗,必集唐宋各家法度而熟之,譬之于字,必取汉晋前贤碑帖而读之,简练揣摩,使得大就,程王诸伶,韩杜诗篇,钟王名迹也”。

上海火了全国火

伶界有大王,自谭鑫培始,也至谭鑫培止。“要在北京火,先去上海火,上海火了全国火”,这是中国京剧辉煌时代,游走在京沪两地的伶人艺员演绎的舞台“双城记”。如果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一种“京剧地理学”,谭鑫培的“六次沪上行”当然可谓是开篇和奠基。这位堪称京剧艺术活化石的真正王者,其开创的谭派艺术,具有对抗时间的力量,其在京剧舞台上留下的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艺术容貌,至今依然闪耀光芒。

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涯四十年》中曾这样说道:“在我的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到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这段看似平实无华的文字,确是对谭鑫培艺术成就的最高评价。谭鑫培不只属于他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京剧。我们从他的声腔和舞台形象中享受到的艺术愉悦是永久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应该持有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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