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山里人 岕里情讲好长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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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艺作品讲好长兴故事

   3月31日晚,大型现代京剧《山里人 岕里情》在长兴举行首演仪式,一声嘹亮的京胡,拉开演出序幕,本剧主人公浙北山区八都岕老老马,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创办“小京班”,帮助“花臼岕”旅游和文化兴村发展的故事便徐徐展开。

戏剧故事感人,舞台形式新颖,演绎手法灵动。《山里人 岕里情》一改京剧传统故事题材的沿袭习惯,另辟蹊径,大胆将现代山村农民脱贫致富的成功事例转化为京剧剧本,用国粹京剧的表演方式将这一典型实例生动演绎,展现出浙北山乡农民的精神面貌。

在首演现场,有两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满满当当的观众中,年轻观众几近三分之一,且离座率很低;二是不少中老年观众深受触动:“原来脱贫致富这么不容易”。显然,这场近年来长兴投入精力最大、筹备时间最长的文艺作品,已然收到了预期的鲜花和掌声。

但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文艺作品的终点,不仅仅是一片花海和一阵掌声,而是经世致用的收获,和文化内涵的启迪,从而达到“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铸魂”的作用。这几年,长兴在这一点上不遗余力,致力于“用文艺作品讲好长兴故事”:《江南小延安》《生命的延续》《红色沃土》相继获评省“五个一工程奖”;美术作品《天路》获评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银奖;民间文艺《百叶龙》获“山花奖”。《醉美太湖》《魔境之旅》等原创文旅演艺作品更是广受市场欢迎……我曾接触过一些青年,他们疑惑,“基层政府花大力气,创作文艺作品,叫好吗?叫座吗?有何必要吗?”我想,如果要把文艺作品比作一支嘹亮高亢的小号,我们不妨从扩音、传音、注音三个层面,去探寻在今时今日的传播格局中,做优文艺作品有何必要?

首先,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作品?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明确阐述了诗(文学)对社会的教化意义。这一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有体现: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长兴也正是通过这支“小号”,将党和国家的声音扩到最大。

以2014年,长兴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江南小延安》为例,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新四军团结百姓,与侵略者斗智斗勇的壮烈历史场景,重现了一批无产阶级家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深厚地军民鱼水情。这部作品推出后,不仅在文学领域颇受好评,成为浙江党史、传统教育的一份珍贵教学模板,更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上,具有现实意义——这里也成了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青少年们“当一回新四军战士”忆苦思甜,体会新四军当年英勇奋战,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这个切口看向全国,反映“两弹一星”精神和中国科学家精神传承的《群星闪耀时》、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只此青绿》、突出科技创新带动大国飞跃的《飞天圆梦》《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无不通过文艺作品的力量,为这个时代鼓与呼,成为呈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的有益尝试。

文艺作品这支小号,不仅能把好曲子吹响,让正能量传遍山川大地,更能将小故事唱好,让看似高深的政策、遥远的经验,成为“王谢堂前燕”,真正传入寻常百姓家。战争时期,文艺作品激发全民斗志,奋勇杀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作品鼓舞士气,上下同心;改革开放后,文艺作品反映经济腾飞;进入新时代,文艺作品提升“文化自信”。这一点上,长兴抓大,也不放小。

抓大作品上,我们苦下心血。先有2019年出版的报告文学《最好的时代》,全景性地记录了长兴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惊人变迁,鲜明地映照和印证了浙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后有昨晚首演的《山里人 岕里情》,运用轻喜剧式的京剧表演风格,呈现浙江农民积极响应新农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喜人变化。

搞小创作上,我们很接地气。林城镇上狮村村嫂宣讲团用快板说唱,编写《梅园新事》,唱响美好生活;小浦镇画溪村自编自唱的村歌《画溪人家》,全村都会唱;泗安镇上泗安村的农民演出队年年将《跑旱船》搬上村晚舞台……正是通过多样化的文艺作品,社会有了变化——共同富裕的先进经验能在街头巷尾铺展开来、艺术乡建的底蕴魅力在田间地头扎下根去、文明法治的“和合”理念涌动在每个百姓的心间。通过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引导,才能让人人都感受到时代之变、中国之进、长兴之美。

从以上“扩音”和“传音”两个角度,证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做优文艺作品,或许还不够,我们还可以从“注音”的角度,接着讲讲文化与经济的“反哺”偶识。这种偶识,一直以来的关注度并不高,就好似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背景板”,很少在经济建设的视野中得以突显。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的确确为经济建设,做了不少群众工作。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恩格斯曾经提到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画的是一群向工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

看过后恩格斯得出结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就是不能忽略文艺作品反哺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关键。正如,我国古代文学中的《诗经》,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正因其沟通了人类的心灵,才能产生认知上的共鸣。放到长兴来看,当我们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群众不理解怎么办?《最好的时代》用矿山重生的生动变化,诠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利好;当我们号召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人们以为这是一句口号怎么办?首届“艺术乡建助推共同富裕”研讨峰会给出思路;

当我们呼吁用好“非遗”力量,百姓不熟悉怎么办?《典籍里的中国》·茶经篇将千年贡茶的浮沉娓娓道来;

当我们通过项目招引取得跨越进展时、当我们跨越五千公里拉近民族共识时,当我们全力以赴推进平安建设时,一场场的文艺宣讲、一个个典型故事、一次次精神洗礼,都是全方位展示经济社会的最佳窗口,也是教育、引导和号召的“最佳课堂”。

当然,笔墨当随时代,文艺作品也要顺应潮流。就如同这次《山里人 岕里情》这种“现代京剧”的形式一样,我们期待长兴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从本土力量的参与上,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上,都能“当随时代”,让“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此,更能让文艺作品这支小号,吹出更加嘹亮的主旋律,唱出更加生动的好故事,营造出更加团结向上的干事创业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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