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我们总能在与考古学、艺术史相关的书籍中找到一种确定感和审美愉悦。 那些经过一代代前人在厚厚的时间土壤中精心发掘、反复印证的文物，铭刻着我们遥远的过去，也折射出历史赋予的自然伟大。 作为一个沉重的实体，它们比任何一种虚构的小说都更具想象力。 他们历经千帆，百折不挠。 当我们终于隔着或许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看他们的时候，我们之间，无数的时光如万马奔腾。
在接下来的书中，研究人员潜入与沉寂却丰富的历史遗迹相同的时空，绿灯黄卷，煞费苦心，希望能告诉那些守候在岸边的人，关于时间的秘密。
王继迁徐啸虎《画语录》2022年2月出版
《画语录：听王继迁谈中国书画》最新更新版于近日由乌托邦发布。 全书采用“对话”的形式。 言谈间，王继迁言传身教，完成了对神秘国画的传授。 王继迁是中国画的重要示范，历来讲究意会，而不知其所以然。
《画语录》中的对话发生在1971年至1978年间，其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王继迁少有的示范，即先行后学鉴赏。 王继迁说：“学笔墨是必经之路（鉴赏）”。 在讨论晋代至清代68位书画家的187幅作品，分享他们的代表技法时，王继迁耐心地一一向徐小虎示范。
比如，在谈及北宋范宽的名作《雨滴》时，王继迁就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每一笔都像雨打在墙上，先是用毛笔拖出线条的轮廓。”二是他的干裂法，他用毛笔尖来画。另一方面，这些干裂的线条不像针一样画得生硬垂直。记住，你不能在绢上用太多的干刷，因为丝绸不像纸那样有绒毛状的纤维，它能产生一种发白的效果。” 在接下来的示范中，王继谦还谈到了毛笔尖是尖是秃，用力是否得当。 “正风”还是“正风”体现在台词上的区别。 这些功法略有不同，相差一千里。 如果不指出来，学习者就很难准确掌握。
王继谦示范。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书法、绘画的“笔墨法”，近年来越来越被神化。 大家都喜欢谈禅、气、韵。 在云雾缭绕的山林间，听过很多过度包装的语言，却找不到合适的写法。 当时还不到40岁的许小虎，为人率真真诚，不盲目客气，提问也切中要害。
作为收藏家，王继迁也在一次次的观赏中练就了自己独到而准确的眼光。 这些是目前书画鉴定的判断，是深入理解一个画家作品的关键，如《画语录》高居涵在书序中说：“王不仅看内在品质，笔墨，又考察了笔墨在确立形式和形式或描述现实主义的结构功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对倪瓒的精辟论述中，何倪被认为是注重笔墨的典型例子。墨（由于倪氏绝对“平”的构图，将画面的追求和变化降到最低），但在指出倪瓒某幅赝品的不足之处时，引导观者看画中所见。”远处的石头只是笔画的组合……没有真正的结构。”相比之下，原作“几乎看不到任何不必要的手势和笔画。 倪柝声的石构，有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
另外，徐小虎1934年出生于南京，受中德父母的影响，从小就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多元洗礼。 徐啸虎在王继迁的启发下，毕生致力于将近代美术史的风格分析、日本东亚美术史的循序渐进的详细分析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相结合，发展出一套清晰、细致、全新的书画观赏方式和鉴别方式。 40多年后，徐小虎在八十多岁的年纪重新审视王继迁的笔墨诠释。 在原有对话的基础上，本书还增加了新的注释、视频课程和详细地图。
张权：《荒野中的大师：百年中国考古》将于2022年3月出版
书名上的一句“生于乱世求研，本是逆流而上”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
《荒野法师》讲述了20年代中国考古学起步的故事。 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筑学会为主线，描绘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193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 主持人由李济、董作斌、梁思永换成了史章儒、王祥等年轻的考古学家。 大量甲骨和各种文物相继出土，证实了殷商时代。 清华国学部虽然成立只有四年时间，但招收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季等人。 堪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传”。 他们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力量。 至今，清华四位导师的雕塑仍巍然耸立在清华校园内。
中国建筑研究院追寻实地名胜古迹。 1936年鲁迅逝世仅5年，中国建筑研究院已考察了数百个县市的2000多座古建筑。 梁思成、刘敦真、林徽因等人的调查报告被全国人民知晓。 他们破译了《天书》和《建筑法式》。 与此同时，一部中国建筑史也在梁思成的脑海中形成。
最早的地质调查院于1913年由北洋政府工商部创办，丁文江主持。 他与海外学者合作进行野外考察，勘查矿藏，勘探油矿、煤矿，发掘恐龙骨骼和各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
“旷野之师”关注的是他们的开创性成就和所处的时代，当20年代的大众审视这些人时，充满了质疑和误解。 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李庄时，当地士绅百姓看到他们抬着人的遗骸，一度以为他们是食人族； 考古学家施章儒到潮县考察，当地随行人员坚信他是风水大师，一再央求他到他家帮忙看看。 看风水； 地质调查出土的恐龙骨架在重庆北碚展出，有人在恐龙骨架前恭敬供奉，并将其视为中华重要的图腾——龙，前来虔诚祭拜……
比这些误解更难以捉摸的是这一代人的命运。 他们谨慎应对乱世，绝境求生。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被我们视为珍宝的考古遗址和文物曾经是如何被忽视和忽视的。 破败不堪，周口店开挖时，附近经常传来大炮声，士兵们会突然出现，占领研究人员新开挖的洞穴，测试手榴弹。 与战争相比，考古发掘更不堪的可能是大多数时候都是“虚荣”，大海捞针，命运只会眷顾格外幸运的人。
1928年，25岁的裴文中在周口店接受了艰巨的“探底”工作，即“真正的化石矿床探底”。 “探底”的过程往往让人觉得漫长、艰难、乏味。 而今年4月，他发现了一颗极其珍贵的“北京人”头骨，同事们兴奋地为他拍照，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头骨上，而照片中的裴文中只有半个脑袋。 让人痛心的是，周口店出土的所有猿人化石，包括5个猿人头骨，都在1941年准备从协和医学院运往美国时失踪。 .
保住和夫《大古坟：探索前后圆墓之谜》将于2022年1月出版
当飞机快要降落时，我们总能从窗户俯瞰机场，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巨鸟在地面上爬行，或者是高楼林立的矩阵，一种工业化创造的巨大。 当飞机抵达日本大阪以南的上空时，眼前就会出现一座巨大的古迹。 这是非常遥远和简单的。 是一座日本原装前后圆陵，与埃及金字塔、中国秦始皇陵并称为世界三大陵墓。
“它呈现出一种拒绝外人进入的独立姿态。覆盖着森林的土丘（古墓略微隆起的部分）充满了张力，就像一个躺在地上伸展四肢的巨人。围绕土丘的是视觉上波光粼粼的沟渠分隔现代人的生活空间。然而，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古墓周围的沟渠设计其实是日本列岛的形式，突出了前后圆形土墩的特殊性。
大山古坟。
日本将4世纪至7世纪这段时期称为“古坟文化”。 古坟文化因巨大的土堆而得名。 保存完好。 《巨坟之前后圆墓之谜》以更直观的图形形式还原了先民如何在平地上建造如此巨大的坟墓。
巨大的古墓群有很多观察角度。 比如讨论最多的就是是否受到了中国墓葬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最著名的巨型墓葬——我们知道的秦始皇陵，与古墓葬同时代的北魏遗留古墓。 巨大的古墓与中国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巨大的古坟都是用土堆成的土堆，棺材放在土堆的最高处安葬死者。 没有中国墓葬费心建造的地宫。 中国地宫堆放的随葬品，被抽象为巨大古墓中的埴轮，沿着墓穴的中心区域一层层堆放在地面上，像守卫一样。
与中国墓葬更不同的是，在日本的15万座古墓中，只有20座左右知道到底埋了谁。 《大古坟》的作者保住和夫说：“对于大多数古坟，后人并不以传说中的墓葬名称来命名，而是尽可能用亲切的地名来称呼。例如、埼玉县的稻谷 鹤山、东京的芝丸山也是如此，大阪的这座古坟早已被称为“大山”，有时“山”也有“不朽”的意思，所以也被称为“大仙岭”。虽然名为仁德陵，其实并无明确证据可断定其墓葬身份。” 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大古坟》更注重技术实现的水平，比如如何运土、如何在地面放置木桩以标记古坟的形状、如何确认地面是否水平等。中国提供一些启示，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最原始、最朴素的好奇心——“你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东西？” “到底是谁建造的？”
作者回应：“这次古墓的建设主要是土木工程，不同于以往复杂的建筑结构，其庞大的规模让我目瞪口呆。而且不仅仅是大，地质的选择，泉水古人的智慧真是太神奇了。
张泉的《中华文明访谈录》将于2021年12月出版。
宇文所安、柯马丁、付马进、顾斌、钱立群、王繁森、舒亨哲、吴洪、张隆喜、黄锦兴……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 作者张权从2007年到2015年底先后走访了数十位中外学者，收录了包括上述学者在内的24位学者的访谈。
书中介绍了他们的主要学术主张，作者也通过聆听成为了一个与故事相关的人。 这些访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古代的幻与真”，采访汉学家，具有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世界看中国的意味； 第二部分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现代化的代价，过去的痛苦今天可能还在发生； 第三部分更侧重于现在和未来。 如何与世界相处。
第一部分的汉学家身处文化之外，常有新意。 这部分的学者经常发表“颠覆性”的言论，着眼于他们最有特色和最具挑战性的学术观点。 足够有趣。 比如柯马丁的采访就关注了他对汉儒学说“改造历史”的看法。 柯马丁认为，“焚书葬儒”只是汉代儒生编造的无数故事之一。 作者结合王凡森的“后见之明”和科马丁的“时代错误”论证谬论的积累，需要学者们认真审视，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与朝代更替不相符的文化现象”，以及着眼于尺子、纸币等新式样的出现对时代的持续影响。 每篇文章虽然短小，但总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因为它侧重于某些学术命题。
当然，面试的另一个任务是识人论世。 有必要勾勒出受访者的人物形象，以供读者阅读。 张全还说：“他们或优雅、凶猛、严肃，或有些黑色幽默。我去的时候，他们的年龄从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不等，但回头看时，脸上还残留着孩子气的兴奋和狡黠。”基于几十年前的一项学术发现。”
例如，他在写作荣新江时，突出了他的勤奋和敦煌学术史的艰辛与悲剧，并反复强调了一个历史时刻：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荣新江，听另一个课堂上有关敦煌的短文。 悲伤的历史”。唐长儒教授正在上课，突然感叹说，中国学者在50年代就编了《敦煌资料》。由于很多敦煌手稿在欧洲失传，看不到了，一些细节是通过推测出来的。后来，日本学者池田论远赴欧洲，对照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原著，挑出《敦煌资料》错误三百余处，其文章发表于《东方学报》后来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读之时痛哭流涕。
在阿兰诺的文章中，钱钟书的幽默跃然纸上。 1990年代，艾拉诺决定翻译《管追编》。 通过张广智的推荐，艾洛诺给钱忠写了一封信。 很快，钱钟书用英文写的回信就放在阿兰诺的办公桌上——钱钟书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在翻译中遇到什么困难，请不要问我。” 钱钟书在给张广智的信中还写了《管追》“版”，形容它是“我懈怠无形的庞然大物”。